第9章 锁定杀人凶手
我知道，康大军被杀的案子最终肯定还是由我来主办。我在值班室里吃了睡、睡了吃，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时间从我身边溜走，觉得很可惜。只有张局长能救我，但他去北京开会了，在他回来之前，我只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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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张局长才从北京回来。大嘴来值班室看我，告诉我说，张局长听说我被拘留了，和市局刑警支队的支队长拍着桌子吵了一架，两人都脸红脖子粗的。张局长对支队长说了一些狠话。他说，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要是有证据，尽管抓他。我们不能靠主观臆断来办案，你现在掌握的这些间接证据能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吗？“呼格案”，多么深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我们要对法律负责，对我们的兄弟负责。在证明他有罪之前，他毕竟还是我们的同志，你说拘留就拘留？支队长被张局长呛得哑口无言，不住地摇头。两人私交还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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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张局长和支队长以及李超，一起坐车来我们中队，到值班室看我。一看见张局长，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使劲忍着，才没有流出来。张局长板着脸问我，你是不是凶手？我说，不是。张局长又问我，你想不想破了这个案子？我说想，做梦都想，如果按照我的侦破方案进行，一定能破案。张局长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面无表情地看了支队长和李超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转身就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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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局长问我的这两个问题，让我一头雾水。他的意思，好像是让我参与破案。可是，我的杀人嫌疑还没有排除，让我进专案组不符合相关纪律。按照纪律，这个案子我是要回避的，更不能参与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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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局长和支队长走了，李超没走。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慢腾腾地吸了两口，在屋里打量了一圈，有些阴阳怪气地说：“这屋里挺舒服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暖气还这么足，老老实实地待着吧。不过呢，吃单位的，喝单位的，住单位的，得对得起单位。身子可以闲着，脑子可不能闲着。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思路，要及时安排给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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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张局长来看我以前，应该和李超沟通过；张局长信任我，默许我参与破案。但我暂时还得住在值班室里，贡献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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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比我更想破了这个案子。案子破了，才能洗清我和莹莹的冤情。案子仍由市局刑警支队主导，专案组除了增加了支队的三个同事，其他还是那些人。案子的侦破进展很缓慢。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一开始把我当成了杀人凶手，侦破方向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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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康大军被杀，肯定是有预谋的仇杀，凶手肯定是康大军的仇人。排查康大军的那些仇人，就能找到凶手。我安排大嘴去排查康大军的仇人。大嘴说，他已经带人排查过了，和康大军有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莹莹，再没有第三个人。社会上有一些混混，心里并不喜欢他，但却盼着他身体棒棒的，财发得大大的，盼着他长命百岁，没有一个想杀他的。因为这些人都跟着他混饭吃，经常得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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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大嘴，何久洲和康东升的仇人排查过没有。大嘴说，何久洲现在是个大慈善家，为人和善，无数人对他感恩戴德，一个仇人都没有；他和生意伙伴关系也都不错。康东升身为洛北公安分局的局长，行事低调稳健，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除了我之外，也没和谁结什么怨；再说，谁都知道康大军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即使和他有仇，也不会通过杀康大军来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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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像大嘴说的那样，康大军没有仇人，那么案子的线索就断了，也就没法破了。我在心里感慨，凶手选择的作案时机真是太巧了，如果康大军在夜里十二点之前回家，他车库的摄像头就会拍到凶手作案，可是他偏偏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回家。而这场大雪也是下半夜才开始下，飘飘洒洒下了一夜，将凶手的足迹等痕迹都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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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有点困惑了，难道我对仇杀的定性是错误的？如果不是仇杀，又会是什么可能呢？——根本就没有其他可能。如果说是抢劫杀人，也不对。抢劫杀人都是在抢不到手的情况下才杀人，杀人是图财的一个手段。但在这起案件中，康大军身上的钱包和手机被凶手抢去了，凶手图财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有必要再杀人了。单从抢劫的情节看，凶手如果被抓，最多判个十年八年；但杀人的作案“成本”就高了，抓着就是死刑。这个道理，凶手不会不知道。经法医鉴定，康大军身上的六处刀伤，是刀刀致命。这表明凶手就是奔着杀人去的，就是想要康大军的命。没有巨大的仇恨，下手就不会这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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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不再困惑了，坚定了对仇杀的定性。我相信，没有排查到康大军的仇家，并不是他没有仇家，而是目前还没有掌握。如果再下些功夫，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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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锁定杀死康大军的凶手，有什么线索呢？线索还是有的。康大军被杀显然不是激|情杀人，而是有预谋的杀人。在此之前，凶手一定会去康大军居住的龙湖别墅区踩点，弄清康大军的别墅是哪一栋，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在家等等。因康大军工作忙，应酬和娱乐多，活动规律不像朝九晚五的工薪族那样简单，要弄清这些情况，不去个十次八次甚至几十次都不行。凶手去这么多次，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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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大嘴，龙湖别墅区内各个路口的监控录像调了多长时间的，大嘴说是案发前半个月的。我说半个月不行，时间太短，再去调，时间越长越好。很快，大嘴就把案发前两个半月的监控录像调回来了。两个半月，时间够长的了。我让大嘴把这些监控录像分别拷给我们中队每一位民警，大家分头看，我自己也在值班室的电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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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我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盯着电脑显示器久了，我的眼睛发涩，还不住地流泪。我让大嘴给我买了两瓶眼药水，不断滴一些。有十几次，我看着看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电脑里监控录像还在播放，我不得不再倒回去重新看。我恨不能找几根火柴杆，把眼皮撑起来。查看监控录像，如今也成了刑警的一项基本功，技术含量不高，但需要超常的耐心和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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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凌晨三点多，我终于在监控录像中找到了一个可疑的人。是个收废品的老头。直觉告诉我，找到这个老头，案子就可以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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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直觉是很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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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录像显示，在案发一个半月之前，也就是11月中旬，有个老头连续三天来龙湖别墅区收废品。在连续出现三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老头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破外套，戴一顶破帽子，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车斗子里有成捆的报纸以及家电包装纸箱等等。三轮车停在别墅区外面的路边。老头是常见的老头，三轮车是常见的三轮车，但我却觉得这个老头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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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龙湖别墅区住的都是有钱人，那些业主都不指望废品卖钱。业主将生活垃圾和废品投入垃圾桶，物业管理人员把那些废品收集起来，集中在一个临时仓库里，定期联系废品收购站的人开车来拉。卖废品的收入计入物业公司账目。也就是说，这个小区不需要那个老头来收废品，他也不应该进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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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区的废品由物业公司集中出售，那个老头也没有废品可收。他不是收废品的，那么进入小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认为，他是来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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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那个老头在康大军的别墅周边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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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大嘴去龙湖别墅区找物业人员调查那个老头。结果一无所获，因为那个老头太不起眼了，物业人员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也没见过他。这个老头是不是杀死康大军的凶手，无法判断。但我相信，即使他不是凶手，肯定也是帮凶，专门替凶手去踩了点；而且，他肯定知道凶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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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凶手太狡猾了，11月中旬去踩了点，1月4日杀了康大军，当中隔了一个半月。他隔这么长时间才动手，可谓用心良苦。一是，他要让有可能看见过他的小区物业人员慢慢忘记他，还要让监控慢慢“忘记”他。他可能以为，监控录像不会保存那么长时间。二是作案时机。龙湖别墅区一带因线路维修而停电，而且案发那天还下了雪，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是个作案的好时机，作案后不留痕迹，让警方无迹可寻。作案的时机好，还体现在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不早不晚，恰巧那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这样可以把警方的视线引到我身上，为真凶逃跑赢得时间，“安全系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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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判断，那个收废品的老头既然去康大军的住处踩过点，也应该去康大军的公司踩过点，以便摸清康大军的活动规律。于是，我又让大嘴去调了九洲集团公司门口以及周边的监控录像。果然，我在录像中发现，在案发前三天内，这个老头每天上午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时候，都骑着那辆电动三轮车，路过公司大门口。甚至，他和康大军还曾经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康大军开着那辆路虎进了公司大门，他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公司大门口经过，他歪着脑袋，好像是往公司大门里瞅。但他戴着帽子，看不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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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监控录像更加能够印证我的判断。这个老头在龙湖别墅区出现三次，是想摸清康大军的住所；在公司门口出现，则是想摸清康大军的上下班时间。凶手非常有耐心，就像一头捕猎的鳄鱼，为了等到猎物的出现，它会“守株待兔”，潜伏很久，就像我们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蹲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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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的耐心，最终让他等到了机会。我想象着案发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康大军进入车库的时候刚好是午夜十二点，他刚从驾驶室出来，车库里的灯突然熄灭了。他摸索着从车库里出来，忽然，他背后挨了一闷棍，昏倒在地。凶手上前，在他的胸部和腹部连捅了六刀，之后从他口袋里翻出手机和钱包，匆匆逃离了现场。不一会儿，雪开始下了，掩盖了凶手的脚印等作案时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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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这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凶手这天晚上把康大军杀了，时间上仅仅是巧合吗？换句话说，凶手到底知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如果知道，是不是故意选择这天晚上作案？如果是，那他是不是要故意嫁祸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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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些问题，我就脊梁沟子发冷、头皮发麻。凶手故意陷害我，有这种可能吗？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但直觉告诉我，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一个星期前，供电公司公布了龙湖别墅区所在区域断电的信息；一个星期前，王若林被举报，莹莹被追债。如果莹莹没有欠债，她就不会去求康大军，就不会被康大军侮辱，我也就不会大闹九洲会所，和康大军发生冲突。至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对凶手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没有大雪的掩盖，抹掉作案的痕迹也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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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废品的老头的出现，可以证明杀死康大军的凶手不是我。得知这一线索，张局长马上让李超通知我，立即解除对我采取的强制措施，正式参与案件的调查。从这天开始，我不再住在值班室了。在值班室里住了一个星期，我的脸都有些苍白了，人也清瘦了许多，照了照镜子，居然觉得自己帅了一些。好几个同事见了我都说我帅了，看来我不是自恋，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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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安排专案组的兄弟去找那个老头。没想到，那个老头那么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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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采取强制措施，住在值班室里的那几天，想起了一件事。几天前，我同时收到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汇款单和一个快递包裹。当时一看汇款单上那么多钱，激动加上忙乱，竟然把那个包裹给忘了。脑子里一直觉得有个什么事，却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住在值班室里的一天深夜，才忽然想起来。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人给我寄包裹，包裹里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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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解除强制措施后，马上回办公室打开橱子拿出那个包裹。快递单子上寄件人的姓名一栏只有一个“吴”字，寄件人地址一栏是“迦城市”三个字。显然，寄件人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住在哪里。黑色塑料袋子里面是个牛奶箱子，很沉，用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当我用剪刀剪开胶带，打开牛奶箱子时，我两眼一黑，差点晕过去：里面竟然是一摞摞的百元人民币。我急忙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锁上，颤抖着两手，鬼鬼崇崇地数那些钞票。一共是四十五捆。我随机数了其中的三捆，每捆是一万元。我的个神哎，足足四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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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等我翻到包裹的底层，我的两只眼睛又快惊瞎了。比那四十五万元钱还让我惊讶。是一个旧书包。我曾经用过很多年的缝着三个补丁的那个旧书包，藏着用于娶赖晓静的四十五元钱的那个旧书包，十二年前被哥哥俞成麒拿走的那个旧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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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到那个书包的一瞬间，我嘴里“哇”了一声，胸腔里“咕噜”了一声，一下子哭出来了。但走廊里同事们走来走去，我不能哭，只好再使劲憋回去。我即使是个傻子，也能猜出来这四十五万元是谁寄给我的。没错，我的哥哥还活着，而且就在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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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半个多月前给爸爸上坟时的情景。那天在我之前，刚刚有人来给爸爸上过坟了。我还看见一个身穿绿色军大衣的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离开了。当时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也没有多想。现在看来，那个身穿军大衣的人应该是我的哥哥俞成麒，那个小男孩应该是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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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给我寄这么多钱。但我知道，他把书包寄给我，肯定是想告诉我他还活着。寄件人地址只有“迦城市”三个字，是想让我知道他就在迦城，但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具体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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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哥哥失踪十二年了，他的遗像在客厅里挂了十年了。如果妈妈知道哥哥还活着，而且就在迦城，该有多么高兴！这天中午，我利用饭后休息的时间，开车回了趟家，我要把好消息告诉妈妈。今天下午下班后我就可以回家了，但我一分钟都不愿等，想让妈妈提前几个小时高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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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妈妈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我怕妈妈太激动，心脏受不了。我需要时间说一些废话做铺垫，但我手里还有一大堆事，没有多少时间。我到家时，妈妈正坐在沙发里，织一顶绒线帽子。我端着一杯茶，坐在妈妈身旁。妈妈埋怨我“出差”这么久，连个电话也不打。我说案子的事，需要保密，不能打电话。妈妈对此很理解，因为爸爸以前也经常这样。妈妈又问，莹莹怎么也这么长时间连个信儿也没有。我说，莹莹这几天回苏州老家了，她老家的房子要拆迁，回去办手续。妈妈的眼睛从老花镜上面看着我，似乎对我的话半信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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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了一会儿，装做自言自语地嘀咕：“半个多月前给爸爸上坟，看见一个人，还带个小男孩。那个人真像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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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低着头织帽子，不理我的茬儿。我又说：“真是太像太像了，真后悔没仔细看看，说不定真是我哥呢。如果是，那个小男孩就是您的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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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摘下老花镜放在茶几上，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我说我哥还活着，妈你会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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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嘴唇哆嗦着，皱着眉头，严厉地呵斥我：“你个小兔崽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快说，快说，不说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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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清已经有多少年，妈妈没对我这么凶了；大概在上小学以前，因为调皮捣蛋，她才说过这样的狠话。妈妈急于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再瞒她了，于是告诉她说，哥哥还活着，就在迦城。妈妈让我再说一遍，我就又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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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身子向后靠在沙发里，两手揉着太阳穴，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成麒还活着，成麒还活着”。她边自言自语，边站起来去了卧室，不一会儿，穿了一身新衣服出来，还围上了厚厚的围巾，边擦眼泪边向房门口走去。我问她去哪儿，她严厉地说：“小兔崽子你磨蹭什么，快走呀，快去把他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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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过去扶住妈妈，告诉她说，现在我还不知道哥哥住在哪儿。不过，我很快就会找到他的。妈妈眨巴着眼睛愣了愣，还是要往外走，说，她这就去买菜买鱼买肉，一会儿再去超市买两瓶好酒，晚上一家人好好吃顿饭；再给莹莹打个电话，看她回来了没有，她要是回来了，也叫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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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妈妈高兴得有点糊涂了。我急忙说，哥哥我还没找到呢，现在不用去买菜买酒。妈妈这才回到沙发里坐着，从茶几上抽了面巾纸，不住地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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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该回单位了。可是看妈妈这个样子，我又有些不放心，心里很着急。这时，隔壁的王阿姨在门外大声叫妈妈的名字，还“咣咣”地敲门。我急忙去开了门。王阿姨叫妈妈和她一起去街道听健康讲座。妈妈有点犹豫，说那些专家讲到最后都推荐保健品，不买又不好意思。我急忙鼓动妈妈去，同时叮嘱她不要听那些专家的忽悠。妈妈哈哈大笑，伸手拧了拧我的脸，又在我肩膀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有王阿姨陪着，我这才放心地回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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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忙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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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找哥哥。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哪里，那么他藏身的地方肯定也很隐蔽，我只能慢慢地找。第二件事是继续找莹莹。这段时间我的日子很悲摧很低迷，在被“软禁”的那几天里，心情坏的时候，总是渴望和莹莹说说话，经常在心里和她说话；倒是很少想起赖晓静来。我发现，我在情感上对莹莹很依赖。这么说吧，我觉得我不能没有她，没有她的日子简直漆黑一团。她被康大军侮辱的事，我慢慢也不介意了，只有心疼她。这些天大嘴也找过莹莹，当然，是把她作为康大军被杀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找的，但一无所获。第三件事是尽快查清那一百万元是谁汇给我的，该偿还偿还，该感谢感谢，不能不明不白地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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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件事都是私事。现阶段最要紧的是找那个收废品的老头，这是公事，不能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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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个老头不太好找，线索太少了。确切地说，目前根本就没有线索。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监控录像没拍到他的脸，还戴个帽子。不是摄像头拍不到他的脸，是他故意躲避着摄像头。看来，他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和经验的。如果在监控录像里能看见他的脸，哪怕只有一帧比较清晰的画面，也可以打印出照片来，张贴出去，发动群众举报。如果他真是收废品的，也可以带着打印的照片去废品收购站调查他。当然，几乎可以肯定他并不是收废品的，而是以收废品为幌子，麻痹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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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通过刑侦技术手段发现，在案发时间段，在案发现场附近，没有可疑的手机信号。这说明，这个老头踩点时没带手机或没开手机。这也更能说明他的反侦查能力比较强，不留下蛛丝马迹。如果这个老头不是凶手，那么凶手作案时也没带或没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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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案子就这么进入死胡同了吗？我不信这个邪。我脑子里不停地琢磨，凶手不是通过小区的大门进去和出去的，那么他从哪里进去和出去？他不可能飞进去，只能从监控死角的铁栅栏翻进去和翻出来。那么，铁栅栏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还有，杀人后他的衣服上一定会沾上血迹，他的衣服很有可能藏起来，那么，会藏在哪里呢？如果衣服上有他的血迹，就可以检测出他的DNA，这是案件侦破的一个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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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中队的几个兄弟绕着龙湖别墅区转了好几圈。别墅区的铁栅栏外面是一圈绿化带，宽约四米。我料定凶手出入别墅区的时候，肯定会在绿化带留下痕迹，比如树枝被折断、地上有脚印等等。果然，在距离康大军的别墅大约三十米远的铁栅栏外面，我找到了灌木被折断的痕迹，地上还有来回践踏过的痕迹。而这个地方恰巧是监控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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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定凶手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和离开的。于是，我带领兄弟们仔细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一片冬青叶子上，找到了一片黄豆粒大小的血迹。我让法医把这片血迹采集回去做DNA鉴定，看是否和康大军的DNA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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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龙湖别墅区大约二公里，有一座小山坡，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柏树。我安排几个兄弟到山坡上看看，有没有新翻动的泥土。果然，在几棵松树间一堆乱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多、深两米多的坑。坑里有一把刀长约三十厘米的水果刀。刀柄长约十厘米，刀刃长约二十厘米。刀尖被磨过，十分锋利。还有一件沾满血迹的脏乎乎的深蓝色的破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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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冬青叶子和血衣上的血迹就是康大军的。这也证明那个老头就是杀死康大军的凶手。这是案件侦破的一个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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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证明了我的清白，也证明了我的办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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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大队长第一时间去向张局长做了汇报。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要拉着我去，我不愿去，他说他自己去。张局长第一时间去向市局韦局长做了汇报。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去分局办事的时候，在大门口看见了张局长的车从外面回来。在办公楼一楼等电梯的时候，张局长向我咧了咧嘴，笑得有点和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韦局长这次记住我的名字了，还问了我的年龄。还说让我在专案组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我很羞涩地笑了笑，心里判断张局长刚才去市局向韦局长汇报案情了。很多同事见了我都笑眯眯的，看着我的脸，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极力装逼，做到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确实有点骄傲。我已经憋屈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牛逼哄哄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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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还不到牛逼的时候，我也不能太骄傲；什么时候找到了那个老头，并把他抓捕归案，那才是真牛逼。我知道，那个老头很狡猾，抓到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到底是什么人，和康大军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杀康大军？这些问题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还有很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我。我得“后娘打孩子——暗地里使劲”，如果能“哑巴捉驴——闷逮”，不吭不哈地就把老头给抓回来了，那多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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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那个收废品的老头就是杀死康大军的凶手，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想尽快找到莹莹。没想到，我还没开始找，就见到她了。是在市殡仪馆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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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殡仪馆，是参加康大军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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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军死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没有火化。他的父母康东升、何久姝原本坚持，找不到凶手，遗体决不火化。对此我不太理解，只能认为，这样做无非是想给张局长施加压力，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凶手，还是要把我当成凶手，再制造一起冤假错案。如今，凶手已经确定了，也不能再陷害我了，康大军的臭皮囊留着也没意义了，不火化也没有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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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军活着的时候我都不愿见他，死了更不愿见。没想到，马晋南副局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除了我，分局还派了十几个人。他姥姥的，全分局几百口子人，派谁去不好，为什么偏偏派我去？在电话里，我强硬地拒绝了马晋南。马晋南的语气也很强硬，说，这是张局长的意思，你要是不去，就跟张局长解释去。如果是张局长的意思，我就只好去了。虽然我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对我不会有恶意，相反，肯定是为我好，我暂时不明白也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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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我和去参加康大军追悼会的十几个同事在局办公楼下集合，乘坐一辆中巴去殡仪馆。在这些人当中，我的级别最低；局领导当中，除了张局长和马晋南，其他几个副局长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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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康大军追悼会的人很多，二三百平米的告别大厅里都站满了。这些人当中，除了我们分局和洛北分局的同事，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年轻人居多，我猜测是九洲集团的。我忽然想到，赖晓静是康大军的表妹，康大军死了，她应该来送送他。可是我伸着脖子到处看，没看见赖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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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康大军致悼词的是何久洲。不知道什么人写的悼词，把康大军写成了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积极进取、博学多识、社会责任感强的新时代的好青年。我都纳闷，何久洲的嘴一张一合，那么肉麻的话也能念出来，睁着眼说瞎话，脸就不红吗？脸皮是用铁皮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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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脊梁沟子里一阵阵发凉，听着实在难受。康大军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那种馥郁的香气平时觉得沁人心脾，现在却觉得有些反胃。我站在人群的中间偏后，也没人注意我。我实在不愿遭那个罪，就偷偷溜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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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告别大厅里走出来，我东瞅瞅西望望，忽然想起，爸爸的追悼会就是在这个大厅举行的。当时除了爸爸生前的十几个好友、局里的一些领导和同事，就是一些亲属了，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在大厅里稀稀落落地站着。和康大军今天的场面相比，就太冷清了。我想，张局点名让我参加康大军的追悼会，也许是想让我看看，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和一个痞子商人的葬礼有多么的不同。什么叫有钱有势，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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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早点回单位，可是我得和同事一起走，只能等着仪式结束。估计仪式结束还需二十多分钟。我闲着没事，就到处溜达。忽然，我看见不远处的另一个告别大厅门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悬挂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是“王若林同志千古”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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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皮一麻，一下子愣住了，同时脑子里冒出了很多疑问：王若林不是被“双规”了吗，怎么突然死了呢？他受贿的事实被检察机关认定了吗？我又想起，王若林的死，和康大军——或者说九洲集团是脱不了干系的。他和九洲集团的权钱交易应该由来已久，他是被康大军实名举报后才落马的。现在倒好，一个举报者，一个被举报者，同一天被烧成灰。他们到底谁赢了、谁输了？赢了什么，又输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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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一支烟，一手抄进裤子口袋里，打量着几个工人悬挂那个“王若林同志千古”的条幅。忽然，我看见了莹莹。没错，是莹莹。她穿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头上戴着白花，胸前也别着一朵白花，正站在告别厅的门口，向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深深地鞠躬致意。她脸上没有悲伤，很平静，看上去没有任何表情。她的脸有点红，大概是穿的少，冻的了。她应该没看见我，因为她就没有往外看。我站的地方距离她大约七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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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子一下子蒙圈了。从莹莹对前来吊唁的人的礼数看，她应该是王若林很重要的亲人。是什么亲人呢？我脑子里“铮”了一声，忽然觉得她和王若林长得有点像。我在迦城的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王若林，脑子里储存的他的形象还很清晰。仔细比较他和莹莹的五官，越比较越像。都是双眼皮，眼窝有些深；鼻子都很挺；皮肤都很白。我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王若林和莹莹应该是父女，以前怎么没想到呢？以前从来没往这方面想，也没觉得他们长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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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关于莹莹的公司，关于她和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的业务往来，关于王若林被“双规”后康大军明目张胆地欠账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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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军的仪式结束了，不一会就开始烧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踩着凳子撤掉告别厅门楣上那个“康大军先生千古”的条幅，还有一群人往外搬花圈，那些参加仪式的人从门口鱼贯而出。殡仪馆的告别厅也像流水席一样，等着告别的人得排队。我看见我的那些同事向停车场走去。我不能和同事一起回单位了，我得作为莹莹的未婚夫和王若林的准女婿参加王若林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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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告别大厅。等我走到莹莹身旁，她面无表情地打量我五六秒钟，又面无表情地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抓了抓她的手，她的手冻得冰凉。忽然，我毫无前奏地“哇”地一声哭出来了。其实我真没想到自己会哭。我知道我不是哭王若林；我为什么哭，说不清楚，那个时刻就是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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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躲在一个墙角哭了一会儿，擦干眼泪，找了一朵白花别在胸前，和莹莹并肩站在门口，和她一起，向前来吊唁的每一个人深深地鞠躬。我感觉遗憾的是，我穿得不太庄重，也没好好倒捯饬一下。我穿了一件灰不溜秋的羽绒服，里面的毛衫居然是深红色的；昨天晚上也没洗澡，头发有些蓬乱。本来我是来参加康大军的葬礼，不想为他打扮、倒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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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林的追悼开得会比较隆重，因为他生前毕竟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省和市里的重要领导来了很多。他们乘坐的小轿车没有停在殡仪馆门口的停车场，而是停在告别厅的门口。那些黑色的小轿车整整齐齐地排了好几排，每个车牌号都是平时看不到的。那些省市领导我在电视新闻里都看到过，但真人还都是第一次见。他们一个一个进入告别厅，从我和莹莹身边走过去，我和莹莹向他们深深地鞠躬致谢。平时总觉得这些大人物很遥远很神秘，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在电视上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老人斑和痦子，这时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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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林的追悼会由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罗，我和莹莹该做什么、怎么做，都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中年人在我们身后小声提醒。我和莹莹像傀儡或木偶一样，不需要思想，甚至不需要表情。莹莹一直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但我还是想哭，泪水不断地流出来。我没带面巾纸，莹莹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她的这个小动作让我的泪水更止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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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林的家属只有我和莹莹两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可能张局长知道今天为王若林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才有意让我参加的吧；我毕竟曾经受过王若林的恩惠，从情理上说应该来送他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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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莹莹“失踪”的这些天，应该是忙于处理王若林的后事。她在迦城没有亲人，我就是她最亲的亲人。她是需要我的，可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在她身边。她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天我被当成了杀死康大军的凶手，“软禁”起来了，我得找机会给她一个解释。还有，她和王若林的父女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想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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